但实际上，如果被忽略掉的是关键事实，或这些事实、情节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或处理结果，那么必然会围绕该事实、情节形成相关的法律意见。
人权理论的产生，为法治确立了目的和灵魂，也改变了国家形象和国家的价值观。(十)从法律移植到法律本土化 从清末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始，中国法律现代化应当采取怎样的路径，就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难题。
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基本形成，学理化、本土化程度大幅提高，法理学界对中国法律制度更加自信，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加自觉。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指导思想。二是紧紧围绕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条主线。三是以实现法制向法治的过渡为研究重点。法治现代化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的目标命题。
⑧参见刘瀚：《法理学的新突破与新起点》，《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54)参见徐显明、张文显、李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走?——三位法学家的对话》，《求是》2015年第5期。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就是实现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立法理念的制度保障。
在后法系时代的语境之下，在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立法学研究仅就立法言立法，做不到瞻前顾后、左右兼顾，其在通过良法实现善治的实践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必将受到局限，弄不好甚至成为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的负担与累赘。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立法程序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392篇(2011年之后2140篇)，以立法技术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830篇(2011年之后2661篇)。在立法制度与立法程序方面，主要著作有：《立法程序论》(2001)、《立法质量研究》(2002)、《地方立法质量研究》(2002)、《立法听证研究》(2003)、《立法决策论》(2005)、《制度设计与立法公正》(2005)、《立法程序与技术》(2008)、《国外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2008)、《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研究》(2008)、《正当立法程序研究》(2009)、《立法过程中的公共参与》(2009)、《立法过程：制度选择的进路》(2009)、《公众参与立法》(2010)、《地方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研究》(2011)、《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与整合机制研究》(2011)等。
立法听证著作有：汪全胜《立法听证研究》(2003)、杨雪冬《立法听证与地方治理改革》(2004)、张绍明《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听证理论与实务》(2008)、徐琳《移植与成长——中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政治学分析》(2017)、李楯《听证：中国转型中的制度建设和公众参与》(2008)和《模拟立法听证》(2015)。(21)参见李亮、汪全胜《论后体系时代立法学研究之嬗变》，《江汉学术》2014年第1期，第41-48页。
在立法技术方面，由注重立法形式结构的立法规范技术向以立法实效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立法评价技术的转变。学者们偏好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1978年以来，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各个部门法也都面临基本法律制度的立法创制与完善问题。在整个法学研究中，立法学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尤其是在如何立良法这个问题上，社科法学的研究进路能够帮助我们对立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及立法质量、立法实效等进行较为客观、合理的理解与描述，并且为我们对现行立法体制、立法制度、立法规则提出批评与改进的建议提供重要的智识来源和充分的理由依据，进而实现对法教义学研究对象的深层次改造。以立法为主题词，国家图书馆共收录2012至2018年出版的立法类著作351部。对立法学研究的忽视，将导致令人遗憾和糟糕的立法局面——产生无效的、病态的立法，并伴随着各种不合人意和难以预料的结果，以至在许多国家，立法和法律已不再是解决贫穷与压迫问题的对策一部分，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为此，立法学研究不应拘泥于法教义学的范畴，而是应该张开手臂欢迎社科法学的进入。
(三)立法学创立初期的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立法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相关专著与论文的出版与发表。(13)该书从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技术三个主要方面对立法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基本确立了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技术三大块的立法学研究基本范式。
显然，后体系时代与新时代所涵盖的时间节点大体相当。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24)。
(16)立法制度、立法程序与立法技术等专门性问题进而成为立法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即立法学研究历经基础研究阶段，正在逐步转向专题研究阶段，并呈现出哲理化、实证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17)。(32) 就法理学与立法学的关系而论，法理学是研究法之理，即法的普遍原理和根本问题的学科。坚持立法的科学化，有助于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精准性、有效性，克服立法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避免或减少立法决策失误，降低立法成本。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书目来看，当中国大陆立法学还处于酝酿和创建阶段时，港澳台等地立法学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此意义上，立法学研究应实现研究方法的单一向混合多元的转变，将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研究进路交叉、互补、整合起来，从而实现从阐释性立法学向建设性立法学的华丽转身。在此过程中，中国立法学的学科体系、组织形式与学术载体也随之建立和发展。
(38)2000年之后，地方立法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周旺生《中关村立法研究》(2001)、汤唯《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构想》(2002)、李小娟《地方立法程序研究》(2003)、田成友《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2004)、王云奇《地方立法技术手册》(2004)、育玮《完善地方立法立项与起草机制研究》(2007)、王腊生《地方立法技术的理论与实践》(2007)、崔卓兰《中国地方立法研究》(2006)和《地方立法实证研究》(2007)、俞荣根《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2010)和《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13)、阮荣祥《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2011)、朱力宇《地方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问题研究》(2011)、任尔昕《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研究》(201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中国地方立法实践分析》(2015)、陈军《地方政府立法权研究》(2012)、李明璞《地方立法的过程与方法》(2013)、陈运生《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规范审查制度研究》(2013)、王崟屾《地方立法权之研究》(2014)、傅平《地方立法30年》(2014)、石佑启《地方立法学》(2015)和《软法治理、地方立法与行政法治研究》(2016)、肖巧平《地方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研究》(2015)、候东德《我国地方立法协商的理论与实践》(2015)、阎锐《地方立法参与主体研究》(2014)、刘小妹《省级地方立法研究报告》(2016)、陈建平《地方立法研究》(2016)、袁明圣《地方立法权的整合问题》(2016)、孟庆瑜《地方立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2016)、陈爽《提高地方立法质量问题研究》(2017)、邓达奇《地方立法后评估的原理和实践》(2017)、云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地方性法规立法后评估实证研究》(2017)、张显伟《地方立法科学化实践的思考》(2017)、夏正林的《地方立法评估制度研究》(2017)、周叶中《宪法实施与地方立法》(2017)、徐薇《地方立法实践研究》(2017)、曾宇航《地方经济立法研究》(2017)、崔立文《地方立法理论与实务》(2016)、李小平《地方立法刍议》(2016)、胡戎恩《中国地方立法研究》(2018)等。《立法法》的颁布也带来了立法学人才培养和学科教育发展的大好契机。
代替立法理论对立法实践发生作用的，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那些以阶级斗争为轴心的主流理论或观念(34)。(27)《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这种研究范式使得立法学几乎成为一种规范立法学描述立法学或立法解释学。在立法技术方面，出版《立法效益研究》(2003)、《地方立法技术手册》(2004)、《立法语言学导论》(2005)、《完善地方立法立项与起草机制研究》(2007)、《行政立法成本分析与实证研究》(2008)、《地方立法框架下立法技术研究》(2009)、《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2010)、《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研究》(2010)、《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研究》(2011)、《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研究》(2011)、《立法用规范词研究》(2011)等。
甚至可以说，正是认真、精细的法教义学研究才使得立法学得以成为一门自治的独立学科。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到立法工作的全部过程，统领立法工作的全局。关于立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差不多都没有得到较为适当的解说。然而，要更为明智及有效地使用立法这一工具就要求对工具自身有更多的了解。
为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作用，新《立法法》还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关于《立法法》等现行立法制度解释和实施问答方面的著作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立法法实施问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立法法条文释义》《立法法及其配套规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释义》等10余种。
⑥陈守一：《法学需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九十年代我国法理学的展望》笔谈会)，《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第3页。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立法起草者，历史的紧迫性要求法学院系着手从事这种培训。
中国立法学四十年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其作为一个法学独立学科确立和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回应中国立法问题、逐步面向中国立法实践的过程。当代中国立法学大致经历了1978-2000年的创建与初步展开、2000年《立法法》颁布之后的规范立法学以及后体系时代三个发展阶段。
在学科自主性问题上，法教义学通过专注于法律现象本身，而不是将法律看作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的投射，致力于使法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成为可能。关 键 词：改革开放/中国立法/中国立法学/规范立法学/后体系时代 作者简介：封丽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果说法律是产品，立法是生产法律产品的过程，那么立法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为法律产品生产线源源不断地提供思想动力与创新支持。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内立法学专著除了周旺生《立法学》和《立法论》、张根大《立法学总论》、张善恭《立法学原理》、孙琬钟《立法学教程》等教科书之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的综合性专著主要有：吴大英《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1984)、蓝全普《三十年来我国法规沿革概况》(1980)和《立法工作初论》(1988)、顾昂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1989)和《新中国立法概述》(1995)、郭道晖《中国立法制度》(1988)和《当代中国立法》(1998)、谷安梁《立法工作概论》(1990)、李培传《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理论与实践》(1991)、宋汝棼《参加立法工作琐记》(1994)、李步云《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1998)和《立法法研究》(1998)。
(36)中国立法实践的发展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立法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必须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深入把握中国政治与社会国情对于立法的影响并做出契合当代中国实践需要的法律规定。吴大英的《比较立法学》最早介绍了国外立法制度，郭道晖的《中国立法制度》也是放在政治学知识丛书中出版的。
在立法保障之下推进改革，在深化改革中完善立法。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立法制度为主题的论文共计6328篇，以立法程序为主题的论文4129篇，以立法技术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525篇。
因此，我们必须大步赶上，大力加强立法理论研究，抓紧探讨创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法学。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当代中国立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国立法学正是孕育、催生于这样一个立法重建与大跨步发展的伟大时代。